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郭聰聰 北京報道

4月29日，五大國有行同步發布公告，宣布不再設立監事會。同時，招商銀行、華夏銀行等股份制銀行也公告稱，不再設置監事會，其原有職能將由董事會審計委員會承接，其中招商銀行更是首次提出在董事會中設置職工董事。

這一系列舉措源于2024年新公司法的施行以及金融監管部門的政策導向，不僅意味著運行近30年的監事會制度逐步退出公司治理舞臺，更標志著金融機構治理體系正進行深層次改革，有望從多維度重塑公司治理生態。

7家銀行同步公告取消監事會

4月29日，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交通銀行五大國有銀行集體發布董事會決議公告，均表示將撤銷監事會。

工商銀行董事會審議通過《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025 年版）》及撤銷監事會相關事項的議案，該議案尚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并報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核準。

（工商銀行董事會審議議案截圖）

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交通銀行也各自審議通過不再設立監事會的議案，并將提交股東大會審批。

除國有大行外，股份制銀行也有所動作。招商銀行在4月29日發布的董事會決議公告中稱，根據有關規定，董事會同意不再設置監事會，由董事會審計委員會承接法律法規規定的監事會職權，同時在董事會設置職工董事，并相應修訂《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華夏銀行也發布公告稱，取消監事會設置、撤銷監事會及相關制度，原監事會職責將由董事會審計委員會承接。

這一系列變革源于新公司法的施行以及金融監管部門的政策導向。2024年7月1日，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正式生效，其中第一百二十一條規定，股份有限公司可以按照公司章程的規定在董事會中設置由董事組成的審計委員會，行使本法規定的監事會的職權，不設監事會或者監事。同年12月，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發布《關于公司治理監管規定與公司法銜接有關事項的通知》明確，金融機構可以按照公司章程規定，在董事會中設置由董事組成的審計委員會，行使公司法和監管制度規定的監事會職權，不設監事會或者監事。

監事會制度逐步退出公司治理舞臺

這一變革使得銀行治理結構迎來重大調整，運行近30年的監事會制度正逐步退出公司治理舞臺。

監事會作為中國公司治理的"特色產物"，源于對德國雙層董事會制度的借鑒，旨在形成對董事會的制衡。1997年10月20日，《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監事會暫行規定》經國務院批準發布，明確建立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監事會，以健全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監督機制。

當時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作為國有獨資商業銀行，開始設立監事會。交通銀行在股份制改革過程中也逐步建立了該制度。五大行監事會制度延續約28年，招商銀行更是早在1987年就設立了監事會，至今已有37年歷史。

但實踐中，監事會往往陷入"既監督不了，又管理不到"的尷尬境地。一位不愿具名的銀行業內人士透露："很多監事會會議淪為形式，監事對專業財務報告的審查能力有限，監督作用難以真正發揮。"

據招行銀行與華夏銀行公告顯示，監事會原有職能將由董事會下設的審計委員會承接。

據了解，審計委員會是董事會下設的專門委員會，將由獨立董事占多數，主要負責監督公司財務報告、內部控制及風險管理體系的完整性，評估外部審計的獨立性和有效性等。在未來取消監事會制度后，審計委員會將在銀行的公司治理中發揮更為關鍵的作用。

中國政法大學法與經濟學研究院副院長徐文鳴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這將帶來中國金融機構治理體系的深層次改革，具有多重重要意義。一方面，這一變革針對傳統監事會制度存在的監督權威性不足、信息獲取手段有限、責任主體效能較弱等問題，通過在董事會框架下設立專業化的審計委員會，依托其更強的專業能力、信息獲取能力和責任機制，實現提升內部監督效能、降低公司治理制度成本的目標。

另一方面，它標志著金融治理邏輯從“形式合規”向“實質效能”的范式轉換。它既借鑒了國際單層制治理經驗，又結合我國實際，通過整合審計、內部監督與國家紀檢監察力量，重構監督體系，使之更符合成本收益原則。

此外，改革通過強化審計委員會獨立性、推進技術賦能監督及完善問責機制等核心支撐，推動金融機構將風險防控融入治理血脈，實現從“要我合規”到“我要合規”的自覺轉變。這本質上是金融監督范式的重構，它聚焦于通過制度優化讓監管效能滲透至公司治理的每個環節，為金融行業高質量發展奠定了更堅實的制度基礎。

招行首次在董事會中設職工董事

與監事會退出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職工代表的"上位"。招商銀行在公告中明確提出"在董事會中設置職工董事"，這在該行歷史上尚屬首次。

職工董事制度自1993 年公司法頒布就將其以法律形式明確，規定特定國有有限責任公司及國有獨資公司董事會應有職工代表，并于2005年修訂的公司法擴大適用范圍，規定職工人數超300人的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須含職工董事；2024年新修訂公司法中進一步優化了職工董事的適用范圍，制度調整為對部分國有公司強制、對人數超300人的公司“擇一”要求及其他公司可選的民主管理方式 。

徐文鳴對此表示：“招行在董事會中設置職工董事的制度安排，是對新公司法職工參與治理要求的積極響應。它將從多維度重塑公司治理生態。”

他進一步分析道，首先，職工董事作為員工代表進入決策核心，既能在戰略決策中直接傳遞基層訴求，推動決策過程中的勞資利益協調，構建更具包容性的治理架構，又能憑借其對業務一線的熟悉，敏銳捕捉操作風險信號，彌補傳統監督機制對基層風險感知的盲區，強化風險防控的“神經末梢”。

其次，通過搭建管理層與員工的對話橋梁，它提升了決策透明度提升，推動組織文化轉向各方協作，為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提供內生動力。盡管這一創新需同步破解職工董事專業能力培養、權責邊界界定及監督問責機制等挑戰，但它本質上通過制度設計實現了“職工價值”與“機構發展”的有機統一，為金融企業治理現代化提供了將員工利益納入頂層設計的實踐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