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鄭青亭 北京報道

當地時間4月29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第二任期迎來了“百日執政”紀念日。從內政到外交，從經濟到民生，特朗普政府上任以來出臺的多項政策遭到廣泛批評。有分析認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不僅未能帶來預期中的穩定增長或國際聲譽提升，反而為共和黨中期選舉前景蒙上陰影，也使美國在全球治理中的領導地位面臨更大不確定性。

據新華社報道，美國媒體4月27日發布的一項聯合民調結果顯示，僅有39%的受訪者認可特朗普的執政表現，其執政支持率創下過去80年來美國歷任總統同期最低紀錄。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吳心伯4月30日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時表示，不及格的百日支持率反映了公眾對特朗普執政表現的普遍不認可，也預示著其第二任期開局不利。他認為，雖然民調本身并非政策成敗的直接因素，但將在政治層面產生連鎖反應，鼓舞反對派——尤其是民主黨加大對其的狙擊，從而阻礙其后續政治議程的推進。

在國內經濟層面，吳心伯指出，特朗普政府“破多立少”的改革雖力度空前，卻難見成效，反而引發了一系列經濟與社會問題。其中，所謂的“對等關稅”對美國經濟的沖擊成為民眾和企業最直接的不滿來源，股市的劇烈波動也侵蝕了投資者的信心，讓原本寄望借此重振制造業的人士失望。

在外交方面，吳心伯認為特朗普團隊簡單化處理國際沖突，既未兌現“24小時解決俄烏沖突”的承諾，也未推動加沙停火協議持續生效。他認為，其“吃漢堡式外交”更多是噱頭，缺乏對復雜地緣政治的深入研判和持續談判策略。

對于特朗普提出的吞并格陵蘭、重新控制巴拿馬運河甚至“合并”加拿大等構想，吳心伯稱這嚴重損害美國國際聲譽，引發其盟友反感，加劇相關國家的反美情緒。

在其“美國優先”理念驅動下，特朗普政府相繼退出巴黎協定、世界衛生組織，大幅削減對外援助，并縮減對世界貿易組織的資助。吳心伯認為，長遠來看，這一系列舉動將大幅削弱美國的全球領導力，讓其在多邊機制中被邊緣化，最終推動“多邊減美國”格局的形成。

“當一個霸權國家感受到相對衰退，它會選擇戰略收縮——減少對多邊體系的投入和參與，轉而集中資源優先解決國內問題。”吳心伯指出，特朗普政府的對外戰略總體趨勢就是“收縮”與“節流”，也就是，把資源集中在美洲，并優先處理美國國內的問題，這實際上反映了美國霸權的衰落。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吳心伯（資料圖）

若美經濟惡化，共和黨或中期選舉失利

《21世紀》：據央視新聞報道，當地時間4月27日，美國廣播公司、《華盛頓郵報》以及益普索集團聯合進行的一項最新民意調查結果顯示，特朗普的執政百日支持率為39%，這一數字比今年2月份下降了6個百分點，且創下過去80年來美國歷任總統的最低執政百日支持率。你怎么評價這個分數？這是否會引發特朗普政府的執政危機？

吳心伯：這一低支持率反映了公眾對其執政百日表現的普遍不認可。國內方面，盡管政策大刀闊斧，但“破多立少”，成效并不顯著，反而引發了一系列經濟和社會問題，尤其在經濟方面，關稅政策造成的股市波動引發廣泛不滿。外交方面，雖然他是雄心勃勃，但實際從成效上看也是乏善可陳，從俄烏沖突到貿易議題都無明顯成效。這一數據對特朗普而言是一個警示，顯示其第二任期開局不利。雖然民調本身不直接導致政策失敗，但會在政治層面產生影響，會鼓勵反對派特別是民主黨加大對他的狙擊。因此，預計特朗普政府將在后面遇到比前一百天更大的阻力，這將不利于后續政治議程的推進。

《21世紀》：特朗普政府最主要的失分項是在哪里？

吳心伯：目前反對意見主要集中在通脹、股市和關稅等經濟議題上。現在，不能排除今年美國經濟陷入衰退的可能，尤其是關稅的負面效應已遠超預期，也超出特朗普本人的設想。他曾把關稅政策說得天花亂墜，但如今看來完全沒有產生預期效果。現在最大的壓力來自美國明年的中期選舉。選舉結果將直接影響國會權力結構，是無法回避的現實考驗。若美國經濟進一步惡化，共和黨可能會丟掉未來兩年的國會統治權。

大話落空，外交承諾皆成泡影

《21世紀》：讓我們來看看外交成績。特朗普不僅沒有兌現“24小時解決俄烏沖突”的諾言，甚至連剛上臺后吹噓的以哈加沙停火協議也破裂。你怎么評價特朗普政府激進的外交政策和強硬的談判姿態？

吳心伯：一方面，無論是俄烏沖突，還是加沙沖突，特朗普政府都嚴重低估了局勢的復雜性，比如說與朝鮮領導人“吃個漢堡包”就能解決美朝問題。種種戲劇化的表達方式背后并沒有嚴肅的外交態度。

另一方面，也低估談判對手。比如，在俄烏問題上，以為與普京通個電話、向澤連斯基施施壓就能讓他們兩人達成協議。在中東問題上也是如此，加沙停火談判至今未能取得突破，伊朗也對同美國接觸充滿疑慮。

此外，一些方案也缺乏合理性。例如提出美國將“接管”加沙地帶，并計劃將居住在那里的200多萬巴勒斯坦人“永久”安置到其他國家，然后再對加沙進行商業開發。這種構想怎么可能獲得中東阿拉伯國家的支持？完全是異想天開。

《21世紀》：不僅如此，他還提出了吞并格陵蘭和重新控制巴拿馬運河等主張。你怎么看他的這些“奇思妙想”？這些主張產生了怎樣的國際影響？

吳心伯：這背后反映的是一種門羅主義思想或19世紀帝國主義的思維。這些主張在國際社會已經引發廣泛反感和抵制，導致美國聲譽受損，導致相關國家反美情緒進一步增強。這對美國接下來的外交行動更加不利。

“退群”推動“多邊減美國”格局成形

《21世紀》：同樣引起關注的是，特朗普政府再次退出《巴黎協定》，并暫停對外發展援助、向世界貿易組織出資，甚至還說要從世界衛生組織撤出。美國在全球事務中的領導地位是否在削弱？美國為何要推倒它自己建立起來的國際秩序？

吳心伯：這些決定無疑大幅削弱了美國在國際舞臺上的領導力和影響力。如今，美國正不斷退出各類多邊機制和合作框架。未來的多邊合作很可能呈現出“多邊減美國”的形勢，因為其他國家仍會支撐這些機制，但美國的存在感和影響力將日益式微。

我認為，特朗普及其“MAGA”（“讓美國重新偉大”）運動的核心支持者的對外戰略，根源于兩種錯誤認知：首先，他們堅信美國在過去主導或參與多邊機制時“吃了虧”，損害了自身利益，讓其他國家占盡便宜。雖然這種看法并不符合事實，但他們深信不疑。其次，他們懷有濃重的單邊主義情結，認為美國是全球最強大的國家，完全可以擺脫多邊規則的約束，不需要依賴其他國家，完全可以獨立行事。他們擔心過度參與國際機制反而會被制約，付出多、收獲少。

從更深層次來看，這正是“霸權衰落綜合癥”的體現：當一個霸權國家感受到相對衰退，它會選擇戰略收縮——減少對多邊體系的投入和參與，轉而集中資源優先解決國內問題。因此，特朗普政府的對外戰略總體趨勢，就是“收縮”與“節流”，比如，把資源集中在美洲，并優先處理美國國內的問題，這實際上反映了美國霸權的衰落。

美歐關系將漸行漸遠，歐洲安全格局將被重塑

《21世紀》：在“美國優先”政策下，傳統的跨大西洋伙伴關系出現了怎樣的變化？這將給歐洲的安全局勢和國際格局帶來怎樣的影響？

吳心伯：隨著特朗普政府在政策上表現出的“拋棄歐洲”傾向，歐洲國家徹底意識到安全依賴美國的風險，逐漸走向戰略自主。二戰以來，歐洲長期依賴美國保障安全，而今后歐洲越來越多地在思考如何依靠自身力量。長久來看，這意味著美歐關系將漸行漸遠。

這將帶來三個重要變化：一是歐洲將在安全領域推進自主能力建設，加快構建自身的安全體系；二是在俄烏停戰之后，歐洲也必須重新評估與俄羅斯的關系，決定未來應建立何種新型的互動方式，而不能再一味依賴美國；三是美國在俄烏沖突后的安全安排中的參與度將明顯下降，無論是北約事務，還是在歐洲的軍事部署、軍費開支、安全保障上，美國都將減少投入，這會使其在歐洲的影響力逐步減弱。

《21世紀》：美國在歐洲的戰略收縮的目的是要把更多資源投入印太嗎？

吳心伯：對此，目前特朗普政府內部存在不同意見。一方面，以魯比奧為代表的一派主張從歐洲抽身，集中資源應對大國競爭；另一方面，特朗普本人及萬斯等人則認為，美國無需在印太地區大量投入，應讓地區盟友承擔更多責任，美國自身則扮演“平衡者”的角色，而非像過去那樣打頭陣。至于哪一派會占據主導，仍需觀察。

美國無法通過關稅遏制中國科技產業崛起

《21世紀》：讓我們再來看特朗普政府的經濟政策。4月2日，在所謂的“美國解放日”，特朗普宣布對所有國家征收10%的“基準關稅”，另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約90個國家和地區征收更高“對等關稅”。但幾天后，他就宣布對大部分國家暫停征收90天關稅，且豁免部分中國產品的“對等關稅”。你怎么評價他關稅政策的反反復復？

吳心伯：我認為，促使他做出調整的主要是市場的力量。在關稅問題上，特朗普政府面臨三方面的制約。第一是政治力量，包括國會的制衡，尤其是來自民主黨的壓力。但當前民主黨在參眾兩院不占多數，對其牽制有限。公眾也可以通過游行抗議表達不滿，但目前這些政治壓力尚不足以迫使他改變政策。第二是法律層面的制約。美國部分行業協會、大公司和州政府可以通過法律手段挑戰其關稅政策，理由是關稅本應由國會決定，不屬于總統職權范圍。但相關法律程序冗長，短期內難以見效。即使上訴至最高法院，該院目前仍由保守派主導，因此短期內法律制衡也不明顯。第三是市場，這是最直接、最有效的約束。股市、債市、匯市的波動會對特朗普構成直接壓力。他之所以在關稅問題上做出調整，正是因為市場反應極為負面，出乎他的預料。在團隊成員勸說下，他不得不做出讓步。

特朗普政府關稅政策的反復肯定會削弱投資者的信心。市場最忌諱的就是不可預測性。特朗普政府仍對關稅政策抱有幻想，難以徹底放棄這一手段；但在現實面前又不得不妥協。這種反復無常必然擾亂市場，影響投資者信心。

《21世紀》：哥倫比亞大學的薩克斯教授稱，美國發動關稅戰的根源在于對中國崛起的擔憂。你是否同意這一觀點？

吳心伯：結合特朗普第一任期對中國發起前所未有的關稅戰來看，我認為薩克斯教授的判斷是成立的。面對中國經濟實力的快速上升，特朗普試圖重構中美經貿關系，阻止中國在經濟上超越美國。盡管實際上美國制造業的衰退更多源于全球化和美國經濟的金融化，與中國關系有限，但特朗普依然將中國視為主要競爭對手。這種對潛在挑戰者的打壓，與當年美國遏制日本崛起的做法如出一轍，是典型的霸權國家行為模式。

《21世紀》：自二戰以來，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是否出現了動搖？

吳心伯：當前，世界已經進入一個相對多極化的時代。從全球經濟格局來看，不再是美國一家獨大的格局。如今，美國的霸權更多體現在金融領域，尤其是美元的國際地位；而單純從GDP占比來看，美國也已不再擁有絕對領先優勢。

《21世紀》：通過加征關稅和出口管制措施，美國能否遏制中國科技產業的崛起？

吳心伯：自2018年以來，美國先后對華發起了貿易戰、科技戰，在拜登執政的四年里，對中國科技領域的打壓力度進一步加大。然而，這些舉措充其量只能暫時放緩中國科技進步的腳步，卻不可能真正阻擋中國前行。更重要的是，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外部壓力激發了中國自主創新的決心，反而加速了中國在科技領域取得突破的步伐。

與哈佛之戰恐繼續升級，特朗普勝算不大

《21世紀》：特朗普政府還以強力手段發起了一場政治文化戰爭，以凍結聯邦經費為由要挾哈佛大學等多所頂尖高校“整改”，結果遭遇了普遍反彈。你怎么看這場教育風暴的影響？

吳心伯：這場爭議不僅是特朗普政府與哈佛大學之間的個別沖突，更深層地體現了一場觀念之爭和體制之爭。就觀念而言，哈佛大學代表的是自由主義立場，而特朗普所代表的是保守主義立場；就體制而言，特朗普代表的是國家力量，而哈佛則體現為社會力量。美國是“先有社會，后有國家”的政治建構，最初是13塊殖民地構成，獨立戰爭后再組成邦聯制國家。哈佛大學的歷史比美國建國的歷史要長得多，在美國有“先有哈佛，后有美國”的說法，該校在美國社會有獨特的象征意義和巨大的影響力。目前來看，盡管特朗普可以用行政權力或者財政資源對哈佛施壓，但哈佛背后有深厚且廣泛的社會力量。因此，我認為，特朗普政府并沒有太大勝算。

這場風波還將持續下去。哈佛大學已經起訴美國聯邦政府，說明其不打算妥協；而對特朗普政府而言，若無法“整改”哈佛，其他高校也將難以應對，因此特朗普政府也不會輕易放棄，壓力只會進一步加大。雙方的博弈恐怕才剛剛開始。這本質上是價值觀之戰、文化之戰，也是美國社會力量與國家力量之間的博弈，極有可能成為美國中期選舉的重要議題之一。（實習生范書晴對本文亦有貢獻）